3月11日，一则题为“武汉一精神科主任因多点执业被医院免职”的新闻刷屏，瞬间将跃跃欲试的医生和求贤若渴的医院拉回到骨感的现实。多点执业因这起事件着实又受了一次不小的“惊吓”。

就此，健康报采访了大家医联医生集团创始人孙宏涛及相关业内人士：

多点执业很热，过程却很痛苦

2月2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宣布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允许在职医务人员开办诊所。紧随其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明确执业医师一次注册、区域有效。全国两会前夕，国家卫生计生委接连出招，为医生多点执业的落地清障。一时间，多点执业再度成为行业热词，也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或许是经历过太多波折，面对接二连三的利好政策，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宏涛的欣喜显得有些克制。孙宏涛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家医联”的创始人。这个于2015年年初创立的平台，被外界称为首个体制内医生集团的多点行医医师互助平台，认为其打开了一扇联通体制内外的医生“旋转门”。

由于加入“大家医联”不必放弃体制内身份和公职，集团在创始之初便显示出不凡的吸引力。“集团创立当晚，各种电话、短信蜂拥而至，认识和不认识的，行业内和行业外的，要求加入和打探消息的……医生们压抑多年的热情，终于有了可以喷发的出口。”回忆起两年前那个不眠之夜，孙宏涛仍然有些激动。

2015年，国家鼓励多点执业政策频出，孙宏涛认为医生集团正站在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节点上;2016年，他却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大环境和小环境并不是一回事。2016年年初，为遏制号贩子倒号，北京市出台新规，对医院和医生与第三方商业挂号网络平台合作提出新要求。让孙宏涛始料未及的是，这场“整风运动”竟“误伤”了医生集团。“很多医院有意将禁止合作的范围扩大到第三方公司，而医生集团的资质恰恰就是第三方公司。更有医院想方设法搜集了院内多点执业的医生名单，要求医生尽快向医院说明情况。”孙宏涛无奈地表示，加上资本市场的不景气，不少医生集团开始面临运营困难，陷入发展低潮。

孙宏涛坦言，对于多点执业的步子是快是慢，医生集团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始终存在争议。尽管政策一直朝着鼓励医生流动的方向发展，行业和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宽容，但多点执业医生仍然被视作群体里的异类。“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一定就会很难受。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会有波折，甚至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

先迈步的就怕吃亏

谈到医生多点执业遭遇的“玻璃门”，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表示，院长们的做法既不违规，也无可厚非。医生虽获得了自主执业权，但作为独立法人的公立医院也拥有用人自主权，这一权利同样是不可侵犯的。由于雇佣双方劳动合同的存在，医生要把多点执业的路走通，既需要政府松绑，也需要院长点头。

“端着原单位的饭碗给别的单位干活，原单位肯定不干。”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表示，在多点执业新政出台之后，还要解决一系列随之而来的问题。“如果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跟不上，多点执业还是推不动。医生一旦选择同时在多家医疗机构执业，工资福利谁来承担，社会保障怎么区别，都得有个说法。”

即便是“武汉一精神科主任因多点执业被医院免职”报道中的武汉科技大学天佑医院院长王晓南，也坚称自己并不反对医生多点执业，但政策必须循序渐进地推开。他告诉记者，医院目前从美国引进的人才就采用了兼职模式，医生每年只来国内3个月，只要完成约定的工作量，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美国医生是自由职业者，而在我国，公立医院只有一种用人方式——全职。”

在王晓南看来，多点执业已是大势所趋，医院根本没必要抵制，一旦政策全面铺开，天佑医院也是受益者。“如果医院之间可以共享专家，‘国家队’变成了‘小分队’，那么我的人才库也变大了。但改革必须齐步走，因为一家医院只能决定自己放不放人，先放人的就会吃亏。所以，省一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承担细化政策的责任，通盘考虑改革节奏。”

作为多点执业的先行者，孙宏涛也盼望公立医院的用人方式变得更加丰富，明确哪些岗位必须全职，哪些岗位可以兼职，差别化地设计薪酬、考核、福利、继续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医生就应该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制度完善了，院长也就想开了。”

做出增量与优化存量

2016年，北京同仁医院两名眼科医生因未经批准在多家医院执业，并多次将到同仁医院就诊的患者介绍到合作医院手术，受到处罚。由此，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可能引发利益输送的猜想有了现实版本。多点执业，一定会动“老东家”的奶酪吗?

在孙宏涛看来，“同仁事件”事关职业操守，却无关多点执业。“切割原有蛋糕，侵犯患者利益，都是多点执业医生不能触碰的红线。三甲医院医生应该成为一支‘流动的国家队’，做出增量，优化存量。”

孙宏涛说，“做出增量”，就是让原来得不到服务的患者得到服务，让原来挂不上专家号的患者看上专家，帮助原来没有某项技术的医院开展新业务。医生集团之所以要在二线、三线城市选择合作医院，甚至把合作对象延伸到乡村，为的就是做出增量。而“优化存量”，一方面是指帮助三级医院分流病情简单的患者，缓解“战时状态”;另一方面基层也会上转疑难杂症患者，优化大医院的患者结构。“如果算大账，公立医院是不会吃亏的。”

延伸阅读：

因为未经医院许可在一家民营医院多点执业，武汉科技大学天佑医院精神科主任胡一文被免职了。3月9日，在拿到医院的处理决定后，胡一文觉得自己很冤枉。“国家不是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吗?医院凭什么处理我?”

思来想去，胡一文认为多点执业并不是自己受处分的原因。他告诉记者，尽管自己没告诉医院去其他医院“帮忙”的事实，但这符合国家倡导多点执业的政策导向，并不是什么大错。在他看来，是自己前几天和几位同事一起找到院领导，对医院发展速度缓慢、经营管理不善的现状发泄了不满情绪，才致使院方打着禁止多点执业的幌子“借题发挥”。

但天佑医院院长王晓南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从来不反对医生多点执业。我们不允许的是本院医生在不告知医院的情况下擅自外出兼职。”采访过程中，王晓南多次重复这句话。他表示，为了响应国家建设医联体的号召，医院还定期下派医生到基层医院坐诊。“国家倡导的是有序推开多点执业，而不是让医生无视医院规定，自由外出兼职。”

王晓南说，在决定处理胡一文之前，医院经过了调查、取证，确认了他擅自利用天佑医院的品牌和影响在武汉市武中精神病医院兼职，并固定每周到该院坐诊的事实。“这种做法违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

王晓南所提到的医院规章制度，是指去年天佑医院印发的《关于严禁在职职工擅自在外兼职的有关规定》。这份《规定》明确，未经医院批准，严禁职工在外兼职，不得以医院名义开展医疗业务工作，包括擅自外出会诊、坐诊、办公司等。违反规定者，医院将视情节予以严肃处理，给医院造成名誉或利益损失者，医院将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

王晓南说，认为胡一文“置医院发展于不顾”也是有原因的。此前，胡一文一直被医院作为骨干培养，今年2月试用期刚满，转了正，成为医院里比较年轻的科主任。为了把精神科搞出特色，医院专门做了科室改造，为失眠焦虑患者新设了临床心理科病区，但30张病床只住了两三名患者。身为科主任，胡一文却在每周一、三、五、六固定在其他医院执业，甚至还动员科室其他人一起出去。

对于胡一文的多点执业，王晓南认为自己“有点后知后觉”，在收到7条来自院内职工的举报短信后，医院才开始重视起来。谈到胡一文对医院存在问题的抱怨，王晓南坦言，该院作为湖北省通过三甲评审的第一批医院，近年来在发展速度上和省内顶尖医院确实有差距，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全院上下同心协力。“作为医院的一分子，要和大家一起合力划桨，而不是在船上凿洞。不能一边拿着医院的俸禄，一边挖医院的墙角。”王晓南说，今年是该院迎接三甲复审的冲刺年，绝不能允许出现这样的“负能量”，搞得人心涣散。院长、书记、纪委书记在6天里先后找胡一文谈了7次话，胡一文并没有“认识错误、回心转意”，而是始终“态度强硬”。于是，院党委决定免去胡一文的主任职务，以避免这种“不正之风”的扩大。

随后，记者联系到胡一文的第二执业机构——武汉市武中精神病医院负责人高鹏。他告诉记者，该院是一家刚刚成立半年的二级专科非营利性民营医院，根据设计，可开设300张病床，但目前住院患者也就十几名，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特别希望得到公立医院资深医生的协助。“胡主任是唯一在我们医院帮忙的在职公立医院医生，没想到却落得这样的结果。本来国家的多点执业新政让民营医院很受鼓舞，但我现在很害怕政策根本落不了地。”

如今，“三甲教学医院精神科主任亲诊”的宣传广告已经从武中精神病医院撤下，而王晓南仍在考虑是否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擅自使用天佑医院品牌的侵权责任。“胡一文不能代表天佑。”王晓南说，医院在免除胡一文的主任职务以后，还将对他的其他违纪行为另行调查处理。

院方说，处理精神科主任胡一文是因为他违反规定外出兼职;精神科主任胡一文说，院方处理他是挟嫌报复。尽管最终认定结果还要等待，但多点执业因这起事件又受了一次不小的“惊吓”。